2020-01-11 15:08:15 阅读:721
摘要:而清朝,更是应试人数最多、而录取比例又是最低的。所以一直以来,科举考生人数都是呈上升趋势,不管录取比例是高或是低。作为古代的科举考生,生在宋代是最幸福的,因为录取比例最高。降低比例是有原因的。这期间每一次考试,平均录取人数达到了383人,是整个清朝录取比例最高的。所以康熙时每次平均录取194人,而乾隆时是170人,都远远落后于240人的清朝平均值。

365体育流量上不去 穿越回去做考生,千万别穿到清朝

365体育流量上不去,今年有一个段子:

考完语文,大家都沉默不语;考完数学,大家都哈哈大笑。这就是心受伤和脑受伤的区别。

抛开段子,讲真,为什么总是要让数学难上加难?

因为数学基本上是拉开分数差距的最优选择。做得起就得分,做不来就丢分,不像文科还可以凭字数书法赚印象分。

为什么要拉开分数差距?

因为每年的考试都不容易,考生多啊。

今天是中国人口日,到2018年年底,中国人口总数为13.95亿人。这么大的人口基数,幸好还有许多所大学,不然每年的考生们毕业后都往何处去?蓝翔再能装也装不下啊。

但科举年代就没有这样的好事了。从唐朝到清朝,除了一个短命的元朝之外,越到后来人口变得越多,而录取比例反而越低。而清朝,更是应试人数最多、而录取比例又是最低的。

跟现在各行各业百花齐放不一样,到二十世纪以前,如果是中国人而没有出生在帝王家,那么只有四种职业可以选择:士——读书人,工——工匠,农——农民,商——商人。而四种职业里,士的地位远超其他三样,因为读书人和官员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。

从隋唐时代开始,科举就成了读书人做官的敲门砖:一介平民要想飞黄腾达光宗耀祖,读书做官是咸鱼翻身的最佳途径。

对于国家而言,从理论上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多越好、越广越好,这样才能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,“人尽其才”“野无遗贤”。对于科举考生而言,当然希望录取得越多越好,这样自己做官的概率会更大。然而矛盾就在于:在一个农业形态的帝国里,需要的官员数量不是很多。多了,农民交的赋税也养不起。

从唐到清,印刷术发达了、疆域扩大了、原来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出现私塾了,这一切都促使了科举考生的增加。然而同时,帝国的官位数量增长,却远小于人口增长的形势。因为各地乡绅阶层的存在,导致新增的人口多数处于乡绅自治之下,并不需要新增多少行政官员。官员数量的增长赶不上考生的增加,这就导致科举入口和出口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,而尤其到帝国晚期时矛盾越来越剧烈。

到了一个朝代的晚期,往往赋税越来越多、生存压力越来越大,此时读书应试比以往有更大的吸引力。普通平民不要说进京参加会试中个进士,即便是只考了个秀才,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特权比如免除相关徭役,或是避免官府的无端巧取豪夺。所以在生存态势恶劣的情况下,读书考功名不仅是为了出人头地,也是为了保全身家——更不用提当官的好处,以及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。

所以一直以来,科举考生人数都是呈上升趋势,不管录取比例是高或是低。

作为古代的科举考生,生在宋代是最幸福的,因为录取比例最高。明清时考进士的春闱会试基本是三年才有一次,而宋英宗之前是每年都有。以公元1109年为例,当时宋朝人口为4673万,当年录取了685名进士,录取比例为0.000000146%,已经是科举由始至终的第二高峰。

而第一高峰是南宋。虽然金国杀来被迫迁都临安,人口也大量死亡,但进士的人数却没怎么减少。一百多年之后的公元1223年,当时南宋人口为2832万,录取了550名进士,录取比例达到了0.000000194%,是科举由始至终录取比例最高的时期。

虽然几千万人里面选几百人,这样的比例用“高”来形容实在有些过分,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朱元璋在位的公元1394年,六千万人里只录取了100名进士,比例降到了0.000000016%。

降低比例是有原因的。后代的人认为,宋朝录取比例过高,致使文官数量激增,不仅加重了帝国的负担,而且在辽人金人西夏人蒙古人连番摩擦之下也丝毫不起作用。另外,科举本来就是一项选拔精英的制度,录取太多未免会产生良莠不齐的后果。所以其实从唐朝的杜佑、到宋朝的朱熹、再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,个个饱学大儒都把严格限定录取人数作为解救科举之弊的第一要务。

结果就是清朝的人口最多,但录取比例却最低。公元1820年,当时的中国总人口为3亿8千3百万,零头都超过明朝更不要说宋朝,但也仅仅录取了246名进士,录取比例为可怜的0.000000006%。

人口压力在那里,考生人数上去了比例不升反降,弄得不好就要出大乱子。唐朝末年的黄巢,就是一个被科举折磨、之后反过来折磨天下的落第秀才。

即便是在录取比例最低的清朝,也要看生在什么时代。虽然整个清朝,平均每次录取的进士也就240人左右,但生在不同的时代,录取的机会是大相径庭的。

比如顺治初年满清刚刚入关,三百万满人统治八千万汉人,此时科举就成了笼络汉人读书人的手段。不仅进士的录取人数超过明朝崇祯年代,而且还两次打破三年一考的惯例,额外加考。这期间每一次考试,平均录取人数达到了383人,是整个清朝录取比例最高的。

但高峰过后就是低谷,顺治过了是康雍乾盛世。此时随着美洲粮食作物如玉米、红薯、土豆的逐渐普及,人口成猛烈上升态势。但官员的需求数量,却早已没有满清开国时那样求贤若渴。到了乾隆时期,有时选一个知县,进士们甚至需要排队到三十年。所以康熙时每次平均录取194人,而乾隆时是170人,都远远落后于240人的清朝平均值。

因为这一时期考试实在太难,所以像山东的蒲松龄、安徽的吴敬梓,纵然有才也考不上,也只能去写小说。早已有人表示,吴敬梓之所以写《儒林外史》痛批科举制度,实际是因为他被科举折磨了一辈子的缘故。一百年后,广西的洪秀全因为屡试不第,一怒之下把国家的东南半壁弄了个稀烂。

清初的人口不到一亿,乾隆二十七年(1762)超过两亿,乾隆五十九年(1794)超过三亿,道光三十年(1850)超过四亿。人口一亿一亿地增加,而录取比例却越来越低,吴敬梓们只能怪自己生错了时代。

而且跟常人以为的相反:清朝进士的考生和录取比例大概是1:30,而举人的这一比例是1:70,到了最低一级的秀才是1:100。所以清代科举是一来就先在秀才这一级淘汰绝大多数的人,虽然就算中了秀才,离进士也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

精英之上,还有精英。清代的一甲前三名称为“赐进士及第”,就是状元、榜眼和探花;二甲的若干人称为“赐进士出身”,二甲第一名称为“传胪”。这四个人再加上之前会试的第一名会元,统称为“巍科”。有清一代,江南三省江苏、浙江和安徽的巍科人数占了总数560人的63.3%,而状元比例更高达68.4%。所以江南向来被誉为诗书簪缨之地,并非浪得虚名。

据社会学家潘光旦调查,所有的这560人中,至少有42%可以证明彼此有血缘关系。也就是说,尽管他们表面上分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,甚至分散在全国各地,但却将近一半人在血缘上同属一脉。

看,要考科举不但要拼年代、拼地域,最终居然还要拼遗传基因。

科举说到底,就是个资源和人口的匹配问题。资源如果不增加,蛋糕如果不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越做越大,那制度迟早都举步维艰。

汉朝官少但人口也少,没有科举只有“察举”就是推荐,被察举者可以从田埂乡间一步直登庙堂朝廷。到了唐宋,虽然科举录取比例相对总人口不高,但考试本身的层次不多。再到明清就越来越复杂,光是考个秀才,就要先经过县试、府试、院试三关,然后从秀才到举人要靠乡试、从举人到进士要靠会试,最后要当状元入翰林还要靠殿试。搞出这么多程序花样,说穿了不过只是为了增加科举难度、减少录取人数。

清代学者洪亮吉说,原来控制人口规模有“水旱疾疫”的“天地调剂之法”——当然还有战乱——所以人口和资源能彼此调节,但随着清朝盛世以来承平日久,人口出生率上升婴儿死亡率下降,水旱疾疫也就不管用了。

他还说,现在为农者增加了十倍而田地没有增加,为商者增加了十倍而商品没有增加,要读书科考的人增加了十倍而私塾学校没有增加……其实,应该是录取人数没有增加才对。

洪亮吉担心的资源和人口不匹配的问题,部分在鸦片战争开启的近代化之后,由西方的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解决了。中国以不到世界上10%的耕地,养活了占世界比例18%的人口。而源自西方的大学教育制度,也根本结束了过去科举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。解除了士农工商的束缚之后,小伙伴们有更多的光明的未来。

虽然资源跟人口数量相比仍然有限,但作为受教育者,抚今追昔之余还是感到幸运:维纳斯数学题再难,至少在今天当个大学生的概率,比林则徐那阵考个举人进士的概率要大得太多了——而且是在人口净增了十亿的前提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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